如果制度的执行可以因为良好的出发点而可松可紧，那等于告诉企业，信用也可以造假

　　田泓

　　在近日进行的科龙电器案审判中，站在被告席上的顾雏军讲述了自己如何跨越一道道监管程序，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的经历。

　　2001年5月，顾雏军为收购科龙电器，欲设立注册资本为12亿元的顺德区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，但当时仅能筹集3亿元现金，工商部门不允许其年检。凭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协助年检函办理了工商年检，并通过顺德容桂信用社来回倒款的形式，顾雏军最终获得了顺德区工商局对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。对此，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认为：“任何政府都会去扶助当地企业搞好经营，我相信容桂办事处是为了帮助他发展企业。”

　　顾雏军的“喊冤”不免有为自己开脱之嫌，却也反映出，科龙电器由盛而衰，并不能仅仅归咎于顾本人的操守，而是有着深刻的制度环境。本该把好资质审核的工商部门，可以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名义下，随意更改行政执法的尺度，这种现象非科龙案独有。在各地招商引资过程中，不少缺乏法律依据的优惠政策虽有助企业成长之功，却从一开始就为企业日后违规操作埋下伏笔。

　　而身为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，则让人见识了中介机构为了自身利益，将本应审慎独立的审计报告也变成混淆视听的工具。据顾雏军辩称，德勤为了规避自己在科龙案中的责任，“逼迫”顾雏军接受一笔有争议的5.13亿元销售收入，出具了保留意见的科龙电器2004年年报。结果，众多投资者因错误信息导致损失。无独有偶，在原四川明星电力股份公司原董事长周益明“空手套白狼”案中，会计师事务所的肆意造假也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　　行政部门的纵容和中介机构的失守表明，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坚决的执行，最终也只是形同虚设。而一以贯之的执行，来自于发自内心的、对信用文化的认同。如果制度的执行可以因为良好的出发点而可松可紧，那等于告诉企业，信用也可以造假。

　　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入，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正在走向关键时刻。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的同时，更需要认真严厉的执行。不然，还将有更多的顾雏军在监管部门的“一路绿灯”下扰乱市场。